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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耳:没有观众参与,一部电影是不完整的|每日精选

2023-03-02 16:07:23 来源:ELLEMEN睿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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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)

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苏州、无锡、宁波,这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里,程耳为电影《无名》跑过路演的几座城市。在那几天密集的行程里,一次又一次进入影厅,跟观众交流观后感,原因之一固然是希望好口碑能传播出去,但商业目的之外,作为导演的程耳,在内心还有个隐隐的期待,那就是他想亲眼见证自己的这部新作品,去完成它的生命之旅。“观众的参与是电影的最后一环,如果我们把电影视作一个有机体,只有观众最终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把它看完,这部电影才真正完成了它的生命之旅。”

从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开始,网络上就有很多关于程耳作品风格的讨论,也不乏一些说他作品“曲高和寡”的声音,但他其实没想过要把自己和观众割裂开来。“没有观众的参与,一部电影就是半截的。无论它是凋零的,还是绽放的,这本质上是一回事,它都需要观众的参与才能完成,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特有的魅力之一。”

一天一座甚至两座城市的路演固然辛苦,但许多次,在电影放映即将结束,影厅里的灯光还没来得及亮起来之前,程耳也会反过来观望台下那些还在凝视着银幕的观众,是那一刻里他们的目光,让这部电影一次又一次地真正完结。

“作为创作者,你不能认为自己懂得更多、对人性了解更多,我觉得观众什么都明白,问题仅仅在于创作者有没有在最准确的尺度上去实现表达。”

从在预告片里打出“超级商业片”这五个大字,到网络上关于演员和作品本身的评价褒贬不一,再到节后逆跌的票房,整个《无名》上映的过程,宛若一场多方的拉锯战,而承受着四面八方压力的程耳,却并没有因此“服软”,他反而像身处风暴眼,呈现出一种平静的状态:经历过最初的错愕,他让自己的焦点回归到电影本身,作为一门“遗憾的艺术”,这个光影世界里更值得他关注的,始终是怎样总结创作层面的不足,以留待下次去更好地完善。

“我个人非常坚定地认为,评论是自由的。”回顾整个春节档的见闻,程耳用“刀光剑影”四个字来形容,但当一切喧嚣缓缓落幕,他还固守着自己的位置,他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,也一直就在那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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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条瘸腿的狗,穿过被轰炸后的街景。”

某一天,程耳拿着自己灌满墨水的钢笔,在纸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。那时候,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还不知道,它正在成为一部名叫《无名》的电影的起点。

这样的书写,是他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个片刻。虽然他被公众认识的身份是电影导演,但对他自己而言,每天的日常并不是紧密地围绕电影展开,写字才是他更离不开的事情。那些被他一笔一画写下的片段,有些会在日后有幸成为电影中的一个画面,有些写完就放下了,但也都没关系,他的写作不是为了电影创作进行的,这个行为更像是他独处的一种见证。

“我给自己限定的时间是上午阅读,下午写作,晚上喝酒,但不是很严格,常常做不到。有时候我可能早上起得特别早,就也会写。总之对我来说,阅读和写作让我受用,我喜欢自己待着,我其实就喜欢自己静静地待着。”

一个人坐在书桌前,是程耳最放松的时刻。这种放松不单单是说他可以免去跟他人的社交,更重要的,是在创作层面,他能让自己退回到一个最单纯的状态:很多时候,哪怕已经拿起了笔,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,但这正是他创作的起点。

“你说为什么这么写,或者为什么写这些,我无法回答。就像尼采说的,并不是你去思索,而是那些想法向你扑面而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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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缜密的提纲,也没有提笔之前就令他振奋的所谓灵感来源,日复一日地写作,是他的一种探索,向内也向外。包括用纸笔这种工具,同样出于他对创作自由的考虑。当眼前只有一张白纸,意味着没有边界的任何可能性,也没有一闪一闪的光标会催促他尽快输入点儿什么,他可以完全顺应自己的内心,等待真正想表达的那句话出现。

“我一般是先用笔在纸上写,直到有一天,写字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我思维的速度了,就会改用电脑写。”用电脑打字时,程耳坚持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,这种发明和流行于20世纪末的输入法,与拼音打字的最大区别,是它不需要词语联想就能飞快地打出每一个单字,算得上是对写作者思维的解放。相对于需要多人合力完成的电影,以及更加细碎的生活,写作是他唯一能完全掌控的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,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,让自己拥有绝对的自由。

“包括现在我在写下面我们要拍的新项目,我也是写了一行、两行、三行,一页、两页、三页……但到现在,我也不知道后面究竟会是什么,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过程。我也需要去试探,因为创作就是这样,它是一个向你走来的东西,它甚至并不是你的。我们还是要怀有谦卑的心态,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的能力可以做到的,而是经由你足够的思索,和足够的逻辑训练之后,被赋予的。”

于他而言,创作就是由这些“被赋予的”瞬间组成。他能隐约看到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为这个瞬间铺就了来路,但无法准确地为它们的根源找到一个坐标。不同于能被总结出方法论的很多东西,创作是最不确定的事情之一,哪怕已经完成过许多次,也没法预测下一次成功从何而来,但也正是这种特质,让程耳为之着迷。

“我经历过各种开心的瞬间,但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创作的愉悦。我一直在尝试,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靠近那个兴奋的瞬间,这是无法取代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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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阴差阳错地进了电影学院,这是我幸运的起点吧。”拍电影并不算程耳从小的梦想,但自从1995年考进了导演系,他也就顺理成章地,把电影当成读书之外,一个看世界的全新视角。不夸张地说,他对这个世界的很多认识,都是通过电影完成的。

“我从电影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,包括我们应该怎么行为处事,甚至如何摆放家具、安排我们生活的空间,再往高了说,它还影响到我们的心灵,关乎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人、对待各种事物、对待小动物……我所钟爱的那些电影,塑造了此时此刻的我。”

像书写一样,在宏大的电影世界面前,他也是个被选择的人,经历过一次次由电影带来的冲击,他开始想做出属于自己的表达。或许站在2023年3月这个时间点,他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观众会带着票房、名声这些“滤镜”去评论他的作品,但倒回他心中的起点,和每一次决定要拍摄一部电影的最初,那个促使他出发的原因,依旧紧紧围绕着创作本身,并没有其他的很多客观限制。“今天我有幸成为一个导演,我希望能延续这种受益的过程,我希望我的观众也能够从我的电影中有所收获,无论是细枝末节的,还是精神上的。”

为了让作品能在这个层面上为观众带来价值,程耳坚守着很多被他视为“本分”的习惯,当他用影像去讲述一个故事,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不是展示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他要追求的,是一些可以长久留存的意义,哪怕意义可大可小,哪怕不同的观众从同一部电影里所领悟的意义也并不一样。

“我对于近代的历史,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。对同一个时间、同一段历史,每一本书都会给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答案,因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迥异的。那么当你了解了大量的史实,或者说大量的对于那段史实的认知之后,你会去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,然后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在这之后,我们自身的逻辑能力会参与进来,我会试图去厘清究竟发生了什么、我们真实的历史进程究竟如何。”

程耳的两部作品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和《无名》,都以战争年代为背景展开,特别是这次《无名》上映期间,电影官微还特地把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提出来做了总结。这么细致,并不是说程耳在拍一个历史纪录片,通过这种做法,他想表达的,其实跟他自己看电影时想获得的并无二致,那就是以电影为媒介,去厘清真相。

区别只是,有时候,这种真相更宏大,关乎一个民族的存亡,而另外一些时候,真相是《边境风云》里那样,仅存于一个小地方的几个人之间,或者再有一些时候,真相就是他拍电影这个过程本身。比如《无名》中黄磊出演的张先生,这个角色原本并不存在于剧本里,是程耳到了现场才加出来的,给自己增加这个工作量,是因为他觉得《无名》需要一个更安静平稳的开篇。即便在现场的千百个工作人员看来,导演应该早就对一切了然于心,他还是始终处于一个厘清真相的过程里,每一天都得抽丝剥茧,他想通过各种办法,让自己和创作都更贴近“真相”。

“你花这么多钱、动用这么多资源去拍电影,尤其像我,还不一定能挣多少钱,那你的价值在哪儿?我去厘清,或者说我去甄别自己的价值,那就是对观众有益的。”

真相可实可虚,但它始终是程耳最根本的目的,在他心里,只有种种真相,才真正值得他花费时间去追求。“作为一个创作者,我去严肃地拍一些电影、写一些文字,与此同时,我也可以延续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生命,如此而已。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望,也没有那么自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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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到《无名》,虽然程耳的作品算不上多,但因为选择的演员太出名,以及个人风格足够强烈,每次电影刚上映时,他都会成为舆论的中心。比起这些动辄意味着上亿票房的流量话题,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向后再退一点儿。

虽然职业让他被归为娱乐行业的从业者,但娱乐这件事,不是他心里那个至关重要的存在。“文艺,尤其是电影,还是得有更多的关怀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有更多的善意,和更多的悲悯。”

比如他在短篇小说《人鱼》里,描写过一个在水族馆扮演人鱼的普通女孩儿,她在北京的市中心工作,却每天要坐三五个小时的公交车通勤。这样的情节完全不是夸张,当他知道大城市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这样生存,他不可能放任自己视而不见。哪怕能做的只是把这种境遇写进小说里,但他知道这种表达自有价值,他想用自己的办法,让电影之外的生活被看见、被思考。

“我可能过于任性吧,从很低成本拍戏到现在,都是这样一个态度。”

说起“风格独特”这些来自外界的评价,程耳的回答其实有些纠结:一方面,他觉得画框之外的许多事情都好商量,但另一方面,他也清楚自己关注的领域,和许多做事情的方式,并不算是顺应当下时代潮流的选择。“在创作领域,我愿意放弃,或者愿意妥协的东西太少了。”

截至我们这次采访,程耳和他的作品《无名》依然算站在风口浪尖,但当一切归于平静,他知道自己还将一如往常,这是他与世界、与时代、与自己的相处之道。

ELLEMEN:

如果一部电影观众觉得“看不懂”,你觉得自己有解释的义务,还是电影的就交给电影?

程耳:

其实我常常会质疑这种在事后解释的方式,我认为我想表达的,其实都在电影的细枝末节里。这跟最基础的“电影观”有关系,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,我觉得电影最大的价值,是让观众受益,我自己便从电影里获益良多。至于很多其他东西,最终是不存在的,无论是票房也好,还是所谓的喧嚣,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,因为电影最终关乎的,还是每一个人的心灵。有些事情,你是无法改变的,重要的是,尘埃落定之后,在灯光熄灭之前的那一刻,你如何退场。

ELLEMEN:

你的电影探讨了很多东西,但其实并没有一个答案?

程耳:

我没有答案,人生是复杂的,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难免纠结,一个创作者,甚至一个艺术家,这算不了什么,我一直说,所谓艺术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被高估的,其实有时候,我也需要反思,我们真是付出太少,得到太多。

ELLEMEN:

你自己就是写作者,在把文字拍成电影的过程里,你觉得影像需要做出更容易被观众接受的表达吗?

程耳:

其实我觉得视觉比文字狭隘,文字才是真正最宽泛的。我更喜欢文字,是因为文字的外延和想象力,电影没办法做到。我从事这个职业,我只能去具象化,比如这个人物,就是这个演员的形象。而文字反倒是最暧昧和最发人深省的,我是一个容易迷恋只言片语的人,我喜欢文字胜过其他的表达方式。

ELLEMEN:

你在电影拍摄之前、写剧本之外,都会单独写小说吗?

程耳:

不一定。我一直在写作,每天都会写,哪怕一两页,或者只是几行,我都愿意把一些感受写下来,那么最终,拍电影时的考量要复杂得多,我会对我之前写下的那些东西去做一些筛选。

ELLEMEN:

文字创作会更加私人。

程耳:

对,大多数文字最终都是私人的,你完成这些文字也并非单纯出自利益的考量。我是孤僻的人,享受创作中的孤独与自省的部分,也不需要被他人看到或理解。只要我自己觉得,我还在进步,我还在提高,我的表达能带给自己兴奋。这种激动的瞬间,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价值。

ELLEMEN:

你说自己的作品“画框之内,任何人不能染指”,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吗?

程耳:

是一种笃定,或者是一种自尊心吧。从拍毕业作品到现在,画框之内不能染指,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,除了那些我们都无法左右的因素之外,画框之内,我都坚持以自己的标准去完善。我想把自己的审美、认知、价值观,去贯彻到一个我自己能认可的程度。

摄影师 黎晓亮(ASTUDIO)

造型 Sherry

采访、撰文 张凡

时装编辑 STEVEN

视觉创意 常志杰、王儒洁(ASTUDIO) 

妆发 译文 

美术 阿紫(ASTUDIO) 

摄影助理 王嘉玉、杨晨、张尚泽、张梓昂(ASTUDIO) 

服装助理小塔

编辑 FUFU

关键词: 程耳没有观众参与 一部电影是不完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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